19世紀中葉，隨著上海的開埠通商，一群兼收并蓄、敢于破舊立新的藝術家寓居于此，共同開創了“海派繪畫”這一中國近代藝術史上的新流派。張熊、任熊、趙之謙、胡公壽、虛谷、任薰、任伯年、吳昌碩等名家云集上海，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包容，一掃陳陳相因的沿襲之風，將傳統中國畫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
這種開拓創新的風氣，與深圳的氣質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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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至10月22日，“風從海上來——19世紀以來的海派繪畫特展”在廣東省深圳市何香凝美術館舉辦。展覽展出來自南京博物院、天津博物館、蘇州博物館、上海中國畫院館藏的約200件“海派”精品，將學古不泥古的文藝之風吹到了嶺南，讓粵港澳大灣區民眾深刻感受其時代豐姿和精神內涵。
不拘一格 飛入尋常百姓家
“一開始，海派繪畫并沒有得到文人們的認可。但隨著上海經濟社會的發展，當地形成了龐大的市民階層，他們成了海派繪畫的主要受眾。”何香凝美術館館長蔡顯良說，市民化、世俗化、職業化的傾向，逐漸改變了人們對藝術的看法。人們覺得藝術不再是精英階層的“專屬”，而是為人民大眾、為社會服務的。
清末以來，所謂“正統”的文人畫陷入了保守衰微的困局。而上海的商業社會發達，社會各階層對繪畫藝術都有需求，普通大眾在藝術上的審美需求也反映在了繪畫中。也正因為如此，海派繪畫的題材更加貼近現實生活中的“煙火氣”。
此次展覽展出的人物畫題材多為佛像仙人、神話傳說、仕女和人物寫生，例如任預的《張仙送子圖》、任薰的《羅漢圖》。花鳥畫多為富麗堂皇、寓意美好的牡丹、靈芝、柿子、荔枝、蝴蝶、金魚等，例如任預的《年年得意圖》、任伯年的《蜀葵雙雞圖》。至于文人所青睞的山水畫并非海派繪畫的“主流”題材，當時畫界廣泛流傳著一句俚語：“金臉銀花卉，要討飯，畫山水”，生動反映了這一現象。
從本次展出的作品中，也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海派繪畫世俗化、生活化的傾向。例如任薰的《仿古畫冊》，趙之謙的《花卉圖》，均運用濃麗的色彩和重彩寫意的技法；任伯年的人物創作則突破文人畫的狹窄題材，用具有力量美感的線條、大膽地用墨用色，表現民俗和神話內容。從這些畫作中，不難看出海派畫家們從活潑多彩的民間藝術中汲取了營養，真正實現了雅俗共賞，讓作品更加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沖破藩籬璞玉渾金耳目新
本次畫展策展人易東華向記者解釋，海派繪畫的一大貢獻是以“金石趣味”入畫。
明末清初以來，學術領域逐步推崇“漢學”，學人之間盛行考古、“考訂”、“小學”，至此，金石學在清代重獲振興。金石學家對于“碑學”的提倡，激發了書畫家新的創作追求。經歷了繼承、創新、融合、變革，最終在清末民初的海派畫家中，形成了以開派領袖趙之謙、集大成者吳昌碩為關鍵人物的“金石畫派”，其面貌剛猛雄奇，令人耳目一新。其中，吳昌碩的藝術作品更兼得詩書畫印，四美齊聚。
觀看本次展覽中蒲華、虛谷、任頤等畫家的作品，都能清晰感受到金石的氣韻從結構、點畫、線條、色彩、布局以及形象等要素中體現出來。特別是吳昌碩的名作《無量壽佛圖》，人物輪廓和衣褶的線條由干筆、濃墨繪成，拙樸有力，轉折處蒼勁，極富力量感和節奏感，設色大膽濃麗，使整個畫面氣勢渾然天成——奔放處離不開法度，精微處照顧到氣魄。
對于這種彰顯藝術家個性和風格、在傳統中寫意、具有強烈人文關懷的藝術傾向，南京博物院東方藝術研究所副所長楚小慶認為，“海派繪畫生動展示了藝術家求新求變不停探索的歷程，并以豐富綺麗、雅俗共賞、充滿個性化的筆墨語言推動著中國畫的發展進程，影響深遠”。
海納百川博采眾長開風氣
區域文化的形成，往往與當地的人文環境密不可分。彼時的藝術家們感受著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進行著探索創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任伯年。早年的他借鑒陳洪綬的技巧。但中年以后，他趨于寫意，用筆奔放簡潔但十分準確，這或許得益于他的素描訓練，如本次展出的《貍貓擒鴿圖》。此外，虛谷的有些畫中，也帶有西畫虛實明暗的影響，如《楊柳松鼠金魚圖》先用淡色暈染，再用短促的干筆一點點勾勒，讓毛茸茸的松鼠躍然紙上，富有立體感。吳昌碩則是使用西畫的色彩“西洋紅”，筆尖蘸水調色，一筆下去，畫出由淺至深的花朵，花瓣潤澤而嬌艷，既有寫意一揮而就之長，又新穎強烈、艷而不俗。
“海派繪畫這種兼收并蓄、博采眾長的精神，與深圳創新、開放、包容的氣質不謀而合。”蔡顯良說，這也是舉辦本次展覽的重要原因，“我們希望能夠從展覽中汲取養分，讓深圳發展出具有地域特色和代表時代潮流的深圳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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