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硅谷大大小小的風投和創始人來說，只要生活中有任何的不便，無論大小都可以成為一個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甚至是死亡本身。如今，一種名為“死亡科技”（death tech）的新產品和服務類型正在興起，這些產品和服務旨在幫助失去親人的人撫慰他們的痛苦。科技行業似乎希望用技術和 App 來解決任何問題。

來自美國加州奧克蘭的技術專家、作家和組織者王曉微（音譯）對此感到不安。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2023 年 3 月下旬，王在奧克蘭一家啤酒廠的后院里邊吃午餐邊說：“把死亡之類的自然事實和狀況視為問題，這真是太惡心了。”為了研究一本關于在臨終關懷中運用科技的書，王已經接受了“死亡助產師”的培訓，并將很快開始在一家臨終關懷機構工作。

這種探索技術的方法，更多地從個人和政治因素出發，體現了科技工作者和整個行業更廣闊的愿景：希望它賦予具有不同背景的人更多的權力和控制；變得更加公平，而不是一味地榨取；減少結構性不平等，而不是讓股東發財。

為了實現這一愿景，王發起了一個名為“集體行動學校（Collective Action School）”的合作學習項目。在這個項目中，科技工作者可以開始面對自己對世界的影響，促進行業內形成更多的勞工組織，并將權力賦予那些可能對挑戰大公司感到害怕的工人。

王作為獨立出版物《邏輯（Logic）》雜志的編輯而出名。該雜志誕生于 2016 年，在特朗普時代早期的焦慮和對技術力量日益增長的擔憂中誕生。

雜志的創始人還包括本·塔爾諾夫（Ben Tarnoff）、吉姆·芬格爾（Jim Fingal）、克里斯塔·哈特索克（Christa Hartsock）和莫伊拉·威格爾（Moira Weigel）。他們摒棄了烏托邦式的進步敘事，對科技在擴大不平等和集中政治權力方面的真正影響進行了頗有先見之明的分析，宣稱不再“在重要事情上進行愚蠢的對話”。

2023 年 1 月，它以“第一本黑人、亞洲人和酷兒科技雜志”的身份重新發行，由王和 J·哈迪賈·阿卜杜拉曼（J. Khadijah abdulahman）共同編輯。

集體行動學校（Collective Action School）（最初被稱為邏輯學校）是該雜志的產物。它出現的時候，科技行業的丑聞和裁員新聞層出不窮，再加上加密貨幣的麻煩和對人工智能偏見的新擔憂，使大型科技公司的失敗更加明顯。

在通過 Zoom 平臺提供的課程中，王和其他講師給大約 24 名科技工作者、程序員和項目經理上課，教給他們有關勞工組織、交叉女權主義理論以及大型科技公司的政治和經濟影響。第二批學員現已完成該課程。

在我們會面的午餐會上，和王一起參加的還有三名以前的學生，他們幫助組織了最后一節課：高級軟件工程師德里克·卡爾（Derrick Carr）；曾任 X（原推特）公司信任與安全工程師的艾米莉·趙（Emily Chao)；以及用戶體驗設計師裴殷迪（音譯，Yindi Pei）。

所有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創造一些能夠比公司內部現有的員工資源小組更能帶來具體變化的東西。他們說，現有的員工資源小組似乎經常受到約束和限制。

雖然大型科技公司可能更仰仗于有魅力的創始人，但集體行動學校是以集體的方式運作的。“我喜歡低調行事，”王說。

1990 年，4 歲的王隨家人從中國搬到美國馬薩諸塞州的薩默維爾。王在很小的時候就被科學技術所吸引，在早期的網絡聊天室里結識了許多朋友，還在科學營里建造了火箭、研究了海洋學。

王很小就開始質疑社會規范。王的媽媽說她曾接到過中學校長的電話，說王提交了請愿，要求制定一個多元化的班級著裝規范。

幾年后，王進入哈佛大學學習設計和景觀建筑。2008 年，在畢業幾年之后王搬到了舊金山灣區。

王在為非營利組織 Meedan Labs 和地圖軟件公司 Mapbox 工作。Mapbox 是一艘快速發展的“火箭飛船”，員工（有時是王）必須隨叫隨到，經常要通宵修改有 bug 的代碼。王不喜歡這樣，于是在 2017 年離開了，此后專注于寫作、演講和研究，并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了地理學博士學位。

“給我做 Mapbox 離職面談的人告訴我，‘你的問題是，你無法忍受自己看到的不公正，’”王說，“她告訴我，如果你想留在這個行業，有時候你需要把這件事放下。我做不到。”

王說，許多科技界人士都有一個基本的信念，那就是通過企業創新不斷改進某些東西。對這些人來說，科技意味著“你按下一個按鈕，你生活中的一些問題就解決了。”但信奉佛教、相信塔羅牌的王卻有不同的看法。王認為生命就是人類無法控制的自然循環，應該謙卑地接受。對王來說，科技是那些帶來純粹快樂的東西。

在《邏輯》雜志中，王負責了一個很受歡迎的專欄《深圳來信》，其中包括王的家鄉中國廣州的場景、以及中國創新的爆炸式增長。這之后組成了一本名為《區塊鏈養雞場：科技在中國農村的故事》的書，這本書針對科技對于中國農村的影響進行了深入探索。

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王去了一次佛教靜修。那里的一位老師說，我們都是“通過一根稻草看天空”，局限于我們自己眼前小視野的感知。王說，這一見解幫助其構建了最終草案。但它也成為了一種對技術研究和寫作方法的隱喻：集中精力、仔細考慮許多觀點、以及想象更好的東西的能力。

最近幾年，科技界并非沒有工會行動，谷歌、亞馬遜和蘋果員工都曾有過努力。但王認為只有強大的社區才能治愈科技行業的弊病，所以王主動避開了公眾的目光，其組織的行動方式更具實驗性。

（來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從“第 0 周”會議開始，參與者被分為幾個小隊，并作為一個團隊來活動和彼此熟絡。然后，在 13 周的時間里，參與者將參加有關勞工運動、創新政治經濟學以及技術對邊緣群體的影響的討論。該組織獲得的資助涵蓋了所有學生的所有學費。正如聯合組織者之一裴所說，這所學校傳授的東西與科技行業廣泛接受的觀念相反，它更關注集體行動和文化。

每周，參與者都要閱讀冗長的教學大綱，并迎來一位客座演講者。過去的嘉賓包括來自 Kickstarter 聯盟口述歷史項目的克拉麗莎·瑞德灣（Clarissa Redwine）、目前在分布式人工智能研究所工作的前谷歌員工亞歷山大·漢娜（Alex Hanna）和蒂姆·葛布如（Timnit Gebru）、以及反驅逐測繪項目的聯合創始人艾瑞因·麥克爾羅伊（Erin McElroy）。他們還要完成一個最終項目。一個項目案例是 Looking Glass，它使用增強現實技術來展現匹茲堡鮮為人知的黑人歷史。

為了開發這些項目，開發者阿德里安·瓊斯（Adrian Jones）被任命為學校的“社區技術專家”，該職位將獲得為期一年的資助以擴展這一想法。趙曾在推特工作，發布過一本關于信任和安全問題的雜志，裴則一直在為舊金山的一個經濟適用房網站工作。

組織者將集體行動學校視為一個社區建設項目和開源教學大綱，可以隨著每一個新群體的成長而成長。最終的目標是，通過在其他領域設立分會來擴大學校的影響力，增加面對面（線下）會議，并建立一個由擁有相似價值觀和目標的員工組成的更大網絡。

技術工人聯盟和緊急工作場所組織委員會的志愿者格肖姆·巴澤曼（Gershom Bazerman）說，這種策略滿足了更大規模的技術和勞工組織的需求。

長期以來，科技工作者一直被告知他們是特殊的（至少在組建工會這件事上）。但最近員工和公司領導層之間的政治斗爭，例如員工反對自己參與的技術項目為美國軍方或移民執法部門所用，引發了一股由社會關注引起的、自下而上的組織興起浪潮。像集體行動學校這樣的組織可以成為尋求這種改變的工人之間的“橋梁”。

雖然閱讀和互動不能創造一個烏托邦，但它們為學員們創造了一個學習、交流和致力于產生更多變革的空間。

王希望他們能夠團結一致，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將這些想法和經驗帶回各自的公司，熏陶他們的同事、或者找到更多的資源和動力、更或者轉行到更符合他們價值觀的工作或領域。在 2023 年的畢業生中，有人遭到裁員，為此學員們專門設立了一個生活費支持基金來幫助他們。

卡爾稱這段經歷是“一種解藥”，以應對在大型科技公司工作而“累積的毒素”。這可能是對的，但集體行動學校以及一些其他組織努力，也開始重新定義在科技行業內工作的經歷。

“我們并不是說我們創造了完美的、安全的學習空間，”王說，“我們創建了一個容器，在里面我們可以玩得開心、互相學習、然后成長。我認為這是非常罕見和特別的。這就像是對彼此的承諾。”

作者簡介：帕特里克·西森（Patrick Sisson）是一位來自美國洛杉磯的作家。他的作品曾發表在《紐約時報》、 Bloomberg CityLab 和 Vox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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