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童黎 編輯/張雅琦、馮雪】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全職兒女”火了。

“99年放棄考編，不上班不談戀愛的一天”、“我媽讓我做全職女兒，一個月給我4000”、“本人近期已回歸家庭，目前在家做全職兒子”……在社交平臺上搜索關鍵詞，全國各地的新型“職場”生活分享就撲面而來，給忙里偷閑的上班族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他們有的在考研考公考證，有的從“大廠”裸辭，給職場生活按下了暫停鍵。當中最典型的“全職兒女”模式，莫過于回歸家庭與父母生活，用陪伴和簡單家務換取父母的經濟支持。

“啃老”、“人設”、“三觀不正”的質疑隨之而來。“掏空6個錢包，支持子女在大城市買房”是不是更加啃老？網友爭論得如火如荼。

在這一背景下，觀察者網聯系到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執行所長趙偉，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汶蓉，試圖就24歲以下青年失業率首破20%、“全職兒女”背后的中國“代際倫理”、“全職兒女”是否存在性別差異等問題尋求專業解讀。

其中，在社會學家看來，中國父母對子女的“無限責任”，“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的“親子一體”文化，以及家庭互助的強烈需求，都在“全職兒女”家庭中扮演重要作用。這使得一部分父母即使感到無奈，也接受了這種較為“和諧的啃老”狀態。在社會沒有相應制度的情況下，中國的這種“代際倫理”在托底和支持年輕人邁過艱難的“成年初顯期”具有積極意義。

“‘啃老’多多少少還是一個污名化的詞匯，表現的是單向索取，但如果變成一種職業，則體現了對等付出與回報。‘全職兒女’這種新概念表明，在就業發展困難的情況下，青年人合理化或者在更廣泛程度上接納了自己對父母的依賴狀態。但青年人對自我發展抱有潛在期待，因為‘職業’不是一輩子只干一種，是可以變動的。”

應屆畢業生待業在家的“全職女兒流水賬”，火了

近4000名網友已經在豆瓣找到了組織。

在名為“全職兒女工作交流中心”的社群小組里，他們聊“陪伴父母”，討論副業，同時抒發自己的快樂或迷茫。

組員們認為，“全職兒女”是一種新型的脫產生活方式，指的是年輕人脫產寄居父母生活，并通過付出一定的勞動換取經濟支持，同時保持學習，嘗試找到職業目標、考公考研上岸。

因此，他們“既有啃老的情感和經濟壓力，又有GAP不知何時上岸的心理壓力，只能在其中尋找微妙的平衡”。

確實，不少“全職兒女”將現狀歸因于沒有一份滿意的工作。

去年10月，江西女生“舒一奕suyee”在B站發布視頻“應屆畢業生待業在家當全職女兒？一天是怎樣過的呢？”。此時距離初夏畢業季已經過去幾個月，更別說之前秋招、春招這樣的招聘旺季。

這是她在短短幾天內發布的第四個視頻，但這段“流水賬”的觀看量累計近50萬次。

天剛蒙蒙亮，“舒一奕suyee”收拾著出門跑步，目標5公里。

回家稍作調整，她動手疊好沙發上的衣服，清理了茶幾。

然后下樓吃“媽媽牌”早餐。

這時候才8點半，坐下準備明天的面試，直到11點開始做一家三口的午飯。

看書、睡午覺、繼續準備面試……6點，她到樓頂收衣服，看到了今天的落日余暉。

除了家務，她還會給爸媽剝石榴，偶爾去田里干點力所能及的農活兒。

“舒一奕suyee”畢業于一所雙非院校的經濟類專業，在招聘軟件投了很多簡歷，面試有失敗也有成功，曾經因為“前三個月實習期不簽勞動合同，之后再簽人力外包”以及離家遠等問題，放棄了深圳的國企崗位。

沒過多久，她發布新視頻，宣布自己成為“全職打工人”。零星分享自己在鄉鎮上班的經歷后，“舒一奕suyee”便投身現實生活，停止了更新。

但這段“全職女兒”的經歷，引起了不少同齡人共鳴。他們要么回憶自己的待業、求職的經歷。

要么看到了年輕人待業時的好心態，夸“舒一奕suyee”是爸媽的理想女兒。

也有人過著類似的“全職兒女”生活。

顯然，圍繞“全職兒女”展開的討論，無不與工作掛鉤。

國家統計局5月16日公布的數據顯示，4月份，16-24歲勞動調查失業率為20.4%，比上月上升0.8個百分點，創2018年有該統計數據以來的新高。

24歲以下青年失業率首破20%，引發網絡討論。部分網友表示“看不懂”，質疑“這個年齡估計大都在上學，或者剛畢業，失業率統計有意義嗎”。

對此，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執行所長趙偉向觀察者網介紹，全國月度調查失業率的統計采用抽樣調查的方法，“16周歲及以上在校學生為非勞動力，既不屬于就業人口也不屬于失業人口，不會對青年調查失業率有干擾。”

同時，16歲為我國法律規定可以工作的年齡，統計16-24歲年齡段的失業率，一方面可以折射出剛進入社會開始找工作青年面臨的就業形勢，另一方面可以反映我國就業是否存在結構性問題。

對于年初以來青年失業率逆勢上升的原因，有聲音猜測與畢業季臨近有關。但趙偉認為，低學歷青年人群拖累或更大，剔除在校生后，高中及以下學歷就業人員在16-24歲人口中占比接近七成，而高校畢業生對失業率的影響通常表現在7月前后。

另一方面，“青年就業中貢獻大、勞動力更為密集的服務業受疫情沖擊尤為嚴重，企業招工能力和意愿的修復不會‘一蹴而就’，去年底農民工提前返鄉、節后集中返城又帶來了勞動力集中供給。”

趙偉表示，經濟修復帶動就業需求增多才是根本解決之道，近期穩就業政策加碼，尤其關注農民工和高校畢業生等重點群體就業，將幫助階段性緩解就業壓力。伴隨經濟繼續復蘇、尤其是場景相關活動持續修復，招工需求有望進一步改善，將帶動中低收入人群就業、收入改善。

00年從大廠退休，在家當“全職兒子”

在這一背景下，不在少數的網友給“全職兒女”打上了“就業困難戶”的標簽，但事實上，他們當中既有因為身體原因、家庭需要等原因而留在父母身邊的，也不乏社會普遍價值觀中的“天之驕子”。

00后博主“向翰尚”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大一從法學專業轉到廣告學。從2020年開始，他就陸續分享了自己在湖南廣播電視臺、字節跳動等大型企業單位的實習經歷。

臨近畢業，他在京東、榮耀等企業的正式錄用通知中，選擇了去寶潔公司開啟“廣漂”生涯，在大四上學期結束了求職之旅。

然而在入職1年2個月以后，“向翰尚”在今年2月裸辭，回家當起了“全職兒子”。

他告訴觀察者網，之所以離職，與公司架構調整、換了上司，以及需要做一些不太想做的工作，溝通成本大幅提升有一定關系。再加上手頭有一定存款，名下又有穩定的租金收入，“向翰尚”選擇了暫時放慢自己的腳步，明顯“比之前快樂了好多”。

放松一段時間后，他開始早八晚六地去自習室打卡準備申請海外研究生，并取得了所需要的的雅思成績。

“從職場回家當兒子也有一些該盡的職責，比如打掃一下衛生，帶爸媽去醫院，去看望奶奶等等。以前在外打工，可能跟家人相處得不是那么頻繁，但現在我擔負了原本應該擔負的一些家庭責任，所以把自己定義成‘全職兒子’。”他說。

4月份，“向翰尚”接到了阿里的錄取通知，但在短暫回歸職場后再度選擇離職。

5月底，他第一次帶著媽媽出國，正在泰國清邁旅游。

事實上，在更廣泛的“全職兒女”家庭里，做家務和金錢報酬似乎并非必要條件，“在家陪伴父母”與“支持子女生活開銷”的關系反而更為突出。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汶蓉向觀察者網分析了這部分年輕人成為“全職兒女”的前提條件：父母要有足夠的經濟資源，還要有一個比較開放的心態來與子女達成某種協議，即使父母有一定的無奈。

她指出，這背后是中國傳統的“代際倫理”在起作用。

首先和西方不太一樣的是，中國父母對子女是一種‘無限責任’，“孩子永遠是孩子”。

同時，中國的家庭主義存在“親子一體”的文化——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缺乏特別清楚的邊界感，它體現在心理、財產、經濟等各方面。其實“啃老”也好，“全職兒女”也好，孩子和父母都在心里認為“父母的就是我的”、“我的早晚也得給你”，特別是獨生子女家庭，不牽扯到家庭資源的分配問題。

第三，這符合家庭互助的強烈需求。比如說，父母在忙不過來的時候可能要去勞動力市場花錢購買保姆、鐘點工的服務，如果孩子提出在家里照料和承擔家務，獲取一些報酬，父母是可能會同意的。雙方建立了一種互助關系，子女也覺得自己不完全是在“啃老”了。

2016年，劉汶蓉在做“啃老”研究的時候就發現，有子女10年不外出工作，和太太一起照顧雙方父母和孩子，每個月獲得報酬，他們四個老人和一對小夫妻都對這種關系表示滿意。

“事實上，很多老年人在情感上對子女是有依賴的，會因為子女不在身邊而感到難過、寂寞或無依無靠，尤其是獨生子女家庭。所以在中國，家庭覆蓋了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特別是媽媽，在沒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事業，孩子又不需要她的時候，會很失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子女主動回到他們身邊，父母在情感上是接受的，即使理智上可能覺得不合適。”

不過，在劉汶蓉看來，“全職兒女”的最大推力，是青年發展的問題，當中有一個巨大的瓶頸叫作“成年初顯期的延長”。他們雖然在生理、年齡上都已經達到成年的狀態，但是離社會意義上的成年——結婚生子、職業穩定、獲得自己的社會身份等還差得很遠，所以需要一個過渡期。我們的社會沒有相應的制度來支持這種“延長”，于是他們就轉向了家庭。

“全職兒女”和“掏空6個錢包買房”，哪個更啃老？

隨著“全職兒女”的熱度攀升，質疑接踵而來。

在博主“我是想念”的評論區，經常有網友探聽她的家境，或者認定是“搞人設”、“拍視頻掙錢”。

因為視頻中出現了“帶娃”畫面，還有人稱她是“啃老的全職媽媽”，或猜測是弟弟。

但“想念”似乎并沒有理會。有網友幫她說話：“家人沒問題，UP主沒問題，網友說有問題。”

在部分人看來，相比于“全職兒女”，兒女到一線城市打拼，然后掏空六個錢包買房買車更為“啃老”。

而且年輕人在家待業并不新鮮，但為什么產生了“全職兒女”這樣的新概念，它與“啃老族”的區別是什么？

劉汶蓉認為，主要還是青年人在這樣定位自己，他們出于一種心理防御機制、無奈的合理化或者戲謔的心態，創造了“全職兒女”這樣一個詞。

她介紹，10年前，公眾普遍覺得一點不工作和完全靠父母養才叫“啃老”。但是后來我們也在問，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買房需要父母出很多錢，以及子女工作、結婚以后每天回家吃飯，要父母幫做家務等等，是不是“啃老”？

“從另一個角度看，現在年輕人結婚成本實在是很高，無法靠自己買房購車，父母也愿意支持。所以到底哪一種更合理？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取決于每個家庭的經濟條件、子女發展前景和雙方價值觀等具體情況。”

劉汶蓉曾把這樣的現象區分為“和諧的啃老家庭”和“沖突的啃老家庭”。“‘全職兒女’確實是一個新的概念，它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上，引入了建立在付出與回報對等基礎之上的契約關系，從而淡化了依賴父母的不道德色彩。”

“第二，‘全職兒女’這種新概念表明，在就業發展困難的情況下，青年人合理化或者在更廣泛程度上接納了自己對父母的依賴狀態。首先他不是一輩子只干這一種職業，是可以變動的，意味著個人發展的可能。而且‘啃老’多多少少還是一個污名化的詞匯，表現的是單向索取，但如果強調是一種職業，則體現了對等付出與回報。”

她補充道，中國的主要家庭倫理是孝道，但是大多數父母愿意為了成全子女的發展，犧牲自己的一定利益；如果覺得付出換不來子女的發展，或者不認可子女的發展方向，那父母就不愿意付出。比如結婚生子，對于很多父母來說是家庭發展特別重要的一環，他們一輩子的事業就是經營家庭，否則不知道自己一輩子在忙什么，也沒有其他宗教信仰。

“所以說，在一定意義上，家庭主義就是中國人的宗教。而在現代價值體系里，傳宗接代已經是封建思想，未婚未育的青年人是很難理解的。”

觀察者網還注意到，在各大社交平臺，分享“全職兒女”的女性網友偏多。

對于在“全職兒女”或者“啃老”的問題上，男女性別之間是否有明顯差異，劉汶蓉指出，數據調查中沒有這么詳細的指標，但是依她觀察，其實男性對父母的依賴，或者說父母給予兒子的支持是大于女兒的。

“那么女兒為什么愿意分享？我覺得是因為她們心理上承受壓力較小，女孩照顧家庭的能力可能要強一些，做‘全職女兒’也沒有那么丟人。而男性在角色期待下，可能不太愿意承認或者展示自己‘依賴者’的形象。所以，只是‘全職女兒’更愿意在網絡上表達，并不代表在真實生活中比‘全職兒子’的數量多。”

除了性別，網絡上的“全職兒女”大多在二十出頭，分享類似生活的30歲以上網友“鳳毛麟角”。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職兒女”是有蜜月期的。

對這部分年輕人來說，如何避免與社會脫節，防止“躺廢”，以及未來的選擇至關重要。

劉汶蓉認為，中國家庭的代際倫理雖然被批評了很多，但它在托底和支持年輕人邁過艱難的“成年初顯期”具有積極意義。如果沒有這個文化，我們肯定會產生大批的青年貧困人口。就像日本在戰后學習了美國，在經濟形勢不好的狀態下，青年人如果沒有父母的幫助，就難以過上體面的或者正常結婚生子的生活。

她補充說，相應的，它也有潛在的消極影響，勢必會有部分青年得不到成長，過度依賴父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剝削他們的養老資源。這種惡性循環對一個家庭來說是災難性的，我們也看到了日本報道的例子。

所以劉汶蓉建議，父母要成為聰明的父母。中國父母都怕孩子磕了碰了，但是長遠來看，過渡的“扶持”會害了孩子。比如青年人提出“職業兒女”，父母就應該制定職業守則，兒女有必須要完成的責任義務和目標，達不到就要懲罰，不能讓孩子舒舒服服地以為可以永遠躺著。

經濟學家趙偉則認為，“全職兒女”人群，既涵蓋因不適應職場環境而選擇短期內回家陪父母、重新思考擇業方向的人，也涵蓋因需要考研考公考證而短期內被動在家的“全職”。

“不過，‘全職兒女’或許不需要過度解讀，這是個人綜合各種現實因素考量后，短期內做出的選擇；也是給當代人生活按下一個短期暫停鍵，在過渡期內重新思考人生就業方向。”他說。

總之，不用通勤上班打卡趕deadline（指工作任務截止日期）的快樂是真實的，只是當“全職兒女”的蜜月期過去，焦慮也在蔓延：在家待業似乎不再那么心安理得……

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