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柏田/文
莎士比亞的妹妹
《一間自己的屋子》，是弗吉尼亞·伍爾夫1928年在劍橋大學紐南姆女子學院以“婦女和小說”為題所作演講的講稿。如果說歐洲小說的源頭有二，一為水手歸來講述他的歷險故事，二為婦女在客廳里打發無聊時間，伍爾夫的小說無疑屬于客廳小說或居室里的小說。每一個想要自己侍奉文學的女性都應該重讀伍爾夫，因為她說出了一個常識：一個女人如果要想寫小說，她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
【資料圖】
當然伍爾夫也說過這樣喪氣的話，“貓不能進天堂，就像女人不能寫莎士比亞的劇本”。這倒不是她身為女性看不起女性，而是女性的寫作實在太難。她要生育，要養孩子，還要去職場打拼。對一個十九世紀的女性來說，她要寫作，最大的制約是周邊環境。那時候的中產階級家庭，一般都是合用一個起居室，這家的女主人如果要寫作，就得在那間公共的起居室里寫。伍爾夫舉簡·奧斯汀的例子說，簡·奧斯汀沒有書房可去，大部分的寫作都是在公共起居室里完成的。她特別小心，不讓傭人和家人疑心到她在寫作，一聽到門軸響，就把草稿藏好，或者用一張吸墨紙蓋上。
伍爾夫說她特別欽佩簡·奧斯汀。她認為，家庭公共起居室約束了簡·奧斯汀的寫作，也成就了她，讓她在這種躲藏中受到了最初的觀察訓練，人的情感深深地印在了她心里，人與人的關系總在她眼前，所以，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女性要提筆寫作，自然是去寫小說。因為小說就像一個蜘蛛網，總是四角附著在人生上，雖然也許永遠很輕地附著。
她眼中的簡·奧斯汀，是一個女版的莎士比亞：“這是一個大約1800年時候的女人，不憎恨，不怨忿，不反抗，不講道地寫作。那就是莎士比亞的寫法……兩個人的腦子都是消除了一切障礙的。也因為如此，簡·奧斯汀穿透她所寫的每一個字，莎士比亞也穿透他寫的每一個字。”
身為意識流小說家的伍爾夫，對經濟和物質世界這么重視，或許可以追溯她的朋友、經濟學家梅納德·凱恩斯對她的影響。想當初，伍爾夫和姐姐瓦妮莎從父母家搬出來，住到布魯姆斯伯里的戈登廣場，凱恩斯二十出頭，風華正茂，也剛從劍橋過來，住在附近，未來的經濟學大拿成了兩姐妹的男閨蜜。他們經常通信，一起歡聚，參加小圈子的讀書會，他或許還對其中的某一位暗生情愫。但這又怎樣呢？比起光耀萬丈的布魯姆斯伯里精神，這些凡俗的事，包括愛情，都是可有可無的吧。
在這個超凡脫俗又親密無間的小圈子的影響下，女作家的心智和天賦從沒有受過一天束縛。所以，她成了最早說出這個常識的人：“自由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這就是她為什么不主張女人去寫詩。因為詩全靠智力的自由，而智力的自由全靠物質環境，“這就是我這么在乎錢和自己的一間屋子的理由。”
伍爾夫勸告來聽她演講的工人階級婦女們，弄足了錢去旅行，去閑游，去冥想世界的過去、未來，看著書夢想，在街頭巷尾徘徊，“讓思想的釣絲深深地沉入流水中去”。這是她設想的“文明社會”的理想生活——充滿想象力的生活。
她還說，我絕不把你們限制在小說里，你可以寫游記、傳記、批評、哲學，以及科學，這樣一來，你們寫小說的技能一定進步，因為“書有一種互相影響的力量”。
總之一句話，要學會與現實共存，去尋求它，收集它，然后傳達給其他人。“成為自己比什么都要緊，不要夢想去影響別人。只要就事物的本身想。”
伍爾夫說的小說家的“現實”，它可以“使靜穆的世界比說話的世界更真實些”。她認為一個作家比別人更有機會與現實共同生存。作家的責任就是去尋求它，收集它，然后傳達給其余的人。不寫作的女人，自然聽不懂她在說什么。
演講中，伍爾夫讓聽眾們設想，莎士比亞曾經有一個妹妹，長得非常像她哥哥，灰色的眼睛，彎彎的眉毛，這個妹妹和莎士比亞一樣有著特殊的天才，大膽，富有想象力，渴望去看外邊的世界。她躲在堆放蘋果的閣樓里偷偷寫幾頁詩文。但在那個年代這些都是不被允許的。她很年輕就死了。在莎士比亞時代，任何女人有莎士比亞那樣的天才是不可想象的，她一定會發瘋，“半像女巫，半像妖魔，被人怕，被人笑”。于是她在一個冬夜自殺了，“沒有寫過一個字”。“現在我相信這個從來沒有寫過一個字而埋在十字路口的詩人還活著。她活在你們里面，活在我里面，還活在今晚不在這里的很多別的女人里面，她們因為要洗碟子，還要給小孩子脫衣上床所以不能來。但是她是活著的，因為大詩人是不會死的，是永在的，所需要的只是一個機會借我們之間一個肉體出現。”
她說到這里的時候，那個小小的講壇，我想它會衍射出一道神圣的光。那個死了的詩人，莎士比亞的妹妹，她又回來了。她活在伍爾夫身上，活在她已經放下了很久的肉體里。她從在場的那些無名的女人生命里吸取生命又轉生了。或許她從沒有死去，所有女性寫作者都是莎士比亞的妹妹。
水銀、海豹與男閨蜜
作為經濟學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凱恩斯年紀輕輕就名聲大噪，不到三十歲，就憑著一篇關于印度貨幣政策的文章確立了學術地位。某種程度上也可以這么說，伍爾夫對二十世紀的小說的意義，可與凱恩斯對經濟學產生的影響相媲美。
伍爾夫與凱恩斯友誼的起點，應該是在1907年。三年前，伍爾夫和她的姐姐瓦妮莎從位于肯辛頓的父母家中逃離出來，搬到了布魯姆斯伯里的戈登廣場。凱恩斯那時剛從劍橋過來，住在附近的菲茨羅伊廣場，供職于印度事務部。兩姐妹很快發現她們與凱恩斯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成長于相同的英國知識分子貴族家庭，都有著很深的劍橋緣源。他還熱愛英國文學，尤其是詩歌和戲劇。他經常與她們聚餐，還應邀參加她們那激動人心的夜間聚會，與圈子里的其他朋友一起閱讀名人回憶錄。處身一群文人藝術家中間，凱恩斯的話不多，瓦妮莎調侃他“更像一尊佛像”，“靜靜地坐著，試圖營造出一種一切皆有可能的氛圍”。
瓦妮莎和克里夫·貝爾結婚后，伍爾夫搬離戈登廣場。1911年起，她和幾位密友一起住到布倫瑞克廣場38號，這些人中包括她的弟弟阿德里安，畫家鄧肯·格蘭特，未婚夫倫納德，凱恩斯自己也不肯拉下。伍爾夫與倫納德婚后度蜜月之前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凱恩斯的房租賬單寄給他。
后來，伍爾夫夫婦把蘇賽克斯郡的亞什漢姆之家租下作為鄉間寓所，凱恩斯便成了常客。他甚至在1914年租下這幢房屋的幾個房間，用來召開劍橋的秘密學會“信使會”的讀書會。
一戰期間，凱恩斯為英國財政部工作，布魯姆斯伯里的朋友們都試圖說服他辭職，以免他過度沉緬世俗事務“輸給人性”。
1919年的巴黎和會，作為英國財政部代表的凱恩斯提醒與會袞袞諸公，切德國這塊蛋糕不要切得太狠了，終因曲高和寡不被采納，辭去財政部的職務，作為瓦妮莎的客人搬進了佛里附近的查爾斯頓農場，此處距伍爾夫夫婦定居的洛德梅爾不遠。就是在這兒聽著奶牛的叫聲，凱恩斯寫下了尖銳批評戰后經濟政策的《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書，預言“苦心孤詣的計謀到頭來只是一場春夢而已”。
1925年，凱恩斯與俄國舞蹈演員莉迪亞·波洛科娃結婚后，他們租下了提爾頓，從這里可以看到他以前住的查爾斯頓。在這里直至1941年伍爾夫去世，這兩對夫婦時常在一起吃飯，互相進行非正式的拜訪。兩家都沒有孩子，這一份社交尤見珍貴。
從伍爾夫的日記和那些年的通信來看，她幾乎把凱恩斯當作自己的兄長來看待。她經常求助于他，比如請他出面救助一戰期間拒絕服兵役的人，為詩人T·S·艾略特找一份工作……凱恩斯在她面前出奇的好脾氣，全都照辦了。但其實她對這個男人還是不甚了解。她尤其不明白的是，他都已經那么出眾了，為什么總喜歡自吹自擂，是逢場作戲還是本性如此？
她的感受是：“他就像是斜板上的一滴水銀——有點不近人情，但又非常友善。”（1915年1月20日的日記）可以說是直男一個。
她為他還沒讀過自己的小說心生怨懟：“今晚去了查爾斯頓，在燈光下仔細地觀察了一下梅納德——像一個狼吞虎咽的海豹，雙下巴，凸出的紅嘴唇，一雙小眼睛，性感，但又令人難以忍受地缺乏想象力。”（1920年9月26日的日記）“狼吞虎咽的海豹”，“雙下巴”，“小眼睛”，她也真會埋汰人。
盡管如此，她還是把這個自大、友善、天真又不失有趣的家伙看作布魯姆斯伯里“魔法精神”的主要來源（1918年1月14日日記）。他有經濟學專長，名聲不菲，在政府那里也排得上號，又不沾沾自喜歡，不只是她，小圈子里沒有一個不喜歡他。她說他胖了，變得闊綽了，“但我是因為他的天真而喜歡他”。（1924年8月15日）
這關系，怎么說呢，看上去就像一對兄妹，有時候又像一對閨蜜。說起來她還大他一歲呢，很多時候卻像個任性的小妹，恃寵而作，隨意干涉哥哥的私事。1924年凱恩斯與芭蕾舞演員莉迪亞·波洛科娃戀愛時，伍爾夫曾經刁蠻地想阻撓他們，等到他們的戀情修成正果，她也了解茱迪亞之后，她的態度緩和了，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喜歡嬌小的莉迪亞：她是怎樣思考的啊？就像一個展翅高飛的百靈鳥一樣。一種光榮的天性鼓舞著她。我猜一定是非常友好的本性，指引她落到了梅納德的身旁。”之后，兩對夫妻經常一起歡度節日，一起去斯塔德蘭灣海灘、賓登修道院和其他一些地方旅行。她說起他的口吻，都是驕傲的語氣：“梅納德，除了是目前健在的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外，還有一位舞蹈家伴侶……我們都已經掌握了生活的藝術，而且非常癡迷于它。”（1925年9月6日日記）
弗吉尼亞姨媽心目中的救世英雄
凱恩斯在巴黎和會上主張對德寬容，降低協約國對德國的巨額賠償要求，言不見用，憤而辭職，所謂禍福相倚，對他個人來說，這倒也不失為一樁幸事。起碼，他在查爾斯頓農場寫出了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當然還有滾滾而來的版稅收入。
這本書的出版使他成了一個社會名流。當然，他先前也算夠有名的了。但還是不一樣，以前是小范圍的紅，現在則是成了頂流。成為名流的代價，是時間被人家瓜分了，與布魯姆斯伯里朋友們在一起的機會就少了。但出沒于公共舞臺聚光燈下的凱恩斯其實是有點社恐的，一有機會還是逃回到他的小圈子里。好在他不擺譜，所以朋友們可以繼續喜歡他。伍爾夫不無刻薄地說，“豬、戲劇和繪畫，他全部都會談論，但從來不會討論首相和貴族，唉，梅納德并不是個勢利小人。”只要能跟朋友們在一起，他寧愿不做高不可攀的經濟學家，甚至做個小丑都樂意。有一次，在提爾頓他的家中舉行的布魯姆斯伯里的一次聚會上，眾人起哄，他與妻子莉迪亞共跳了一支康康舞。瓦妮莎·貝爾把夫妻共舞的場面畫了下來，畫名就叫《凱恩斯夫婦》。畫中，莉迪亞的舞姿如花盛開，他自己，真的被畫成了一個身子藏在門背后的小丑。
豐厚的版稅也改變了凱恩斯的消費習慣，他花錢開始變得大手大腳。在布魯姆斯伯里這個窮文人圈子里，他這么做很是讓人側目，也只有伍爾夫會對他進行善意的戲謔。好面子的凱恩斯買了一輛二手的勞斯萊斯，她嗤之以鼻。他買了幾張優質的波斯地毯布置在家里，也被她嗆了幾回。有一次她還嘲笑凱恩斯在餐桌上用一個裝著“廉價的櫻桃白蘭地”的醒酒器。另一次，凱恩斯買了一幅塞尚的畫，被她大大褒獎了一回，因為她認為高雅的藝術品是充滿想象力的生活的核心，她很高興老友的生活中出現了想象力的原素。在她的暗示和鼓勵下，他結交了一批畫商朋友，購入的當代畫作越來越多：安格爾的自畫像、德拉克洛瓦的人物畫、柯羅和馬奈的風景畫。
不久，她的姐姐瓦妮莎·貝爾的幾個孩子都成年了。1927年，孩子們辦了一份家庭報紙《查爾斯頓公報》，自己寫稿子，自己印刷。孩子們的姨媽答應他們，要寫一篇某個大人物的虛構的傳記投稿。當她向孩子們透露這個人是大名鼎鼎的梅納德·凱恩斯時，孩子們全都樂壞了。
這篇既像小說又像英雄傳奇的文章在孩子們的催促下交稿了，并在家庭報紙上登了出來。文章有個很長的題目叫《提爾頓人：梅納德夫婦的生活和冒險經歷》。孩子們的姨媽沒有食言，這篇傳記用十八個小篇章，構筑了凱恩斯一生中的重要時刻，內容雖然怪異，卻文筆簡潔又充滿深情。比如寫到凱恩斯在一戰期間的服務，這樣評價：
凱恩斯先生
由于他的聰明才智
在戰爭期間
變得比之前更加富有
第七章包括一項說明，展示凱恩斯先生“向勞合·喬治（時任英國首相）準確地口述在接下來的一百萬年中，世界將會被如何統治”。最終，喬治國王化解了危機，英雄告老還鄉，他的事業也達到了頂峰：“娶了洛波科娃夫人，穩固了西班牙貨幣比塞塔，獲得了永恒的榮譽和難以計數的阿比西尼亞獎金……”
這部戲仿的英雄史詩，是弗吉尼亞·伍爾夫專為瓦妮莎的孩子們所寫的《杰出的查爾斯頓人》系列作品的一部分，很長時間它消失了。二十世紀末，原稿終得見天日，被大英圖書館買走。
在這個寫給孩子們看的故事里，伍爾夫讓莉迪亞也出場了，可見她對他們夫婦的熱烈感情。這份感情直至她去世都未褪色。
然后，新一場戰爭即將爆發，盛筵難繼，日后這些平淡的日子都將成為最美的回憶：“梅納德和莉迪亞情投意合——親愛的老梅納德，那么樂觀、那么強健，而且有些可愛，上帝是多么英明啊。我親吻他。愿一切都已被原諒。愿終生保持現在的和平。”（1938年10月2日）
充滿想象力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樣的？
伍爾夫沒有接受過系統的經濟學訓練，凱恩斯的《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一出版她就馬上閱讀，撇開友情不論，更多的可能是為其雅馴的行文所吸引。作為一個修辭學的行家里手，她為老友的文思泉涌所折服，她把此書描述為，“一本不帶有絲毫藝術作品氣息、卻影響了全世界的書籍：一本倫理學著作”。但對于凡爾賽和約本身，對于經濟學和政治，對于凱恩斯所憤稱的巴黎和會制造的“迦太基式的和平”，她大概是懵懂的。一個有趣的細節是，這一時期她偶爾與經濟學家共進晚宴后，她會抱怨說自己并不知道“如何投資自己的情緒資本”，這么看來，一定程度上她是受了經濟學家思考問題的方式和話語的影響的。
對伍爾夫來說，一直糾結于心的，可能是這么一個女性主義的命題：為什么女性總是被看作不如男性？為什么她們總是無法對這個世界產生更多影響？這難道僅僅是生理方面的原因嗎？
她認為，問題的癥結不在身體，不在習俗，而在于財富和收入的分配上。由于她們沒有收入，所以就無法接受教育，沒有隱私，也就沒有屬于自己的時間。她在紐南姆女子學院所作講演《一間自己的屋子》，也正是基于這一經濟決定論的發揮：女人成不了莎士比亞，不是因為她們笨，而是因為她們沒有對不動產的支配權和擁有自由時間的權力。
把布魯姆斯伯里的成員們凝聚在一起的是一種共識，這種共識的核心理念是相信物質不是生活的全部，人類的進步不僅僅只是體現在經濟增長。生活在最低層面上或許體現為一種生理性、物質性的活動，這種活動充滿了競爭和攫取，但最高層面的生活肯定是一種涵蓋了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充滿想象的生活，亦即精神生活。凱恩斯向他的朋友們保證說，借助于資本積累和科技發展，支撐一個充滿想象力生活的經濟方式很快會到來。
這一結論讓伍爾夫感到吃驚，她覺得她的經濟學家朋友未免過于樂觀。一次她問他，梅納德，你對于不朽有什么感想？凱恩斯的思路讓她感覺有點跟不上趟，他這樣回答她：“我是個理想主義者，所以我猜整體上我還是會認為，有些事情或許會持續下去。很清楚，才智才是唯一能讓人興奮的事物，物質并不存在。”（伍爾夫日記，1931年12月27日）
其實她自己一直沒有放棄對這個主題的沉思。充滿想象力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樣的？它真的到來的時候，能輕易辨認出來嗎？另外，在文明社會里要達至這個充滿想象力的生活，需要滿足什么條件，克服什么障礙？她不像她的經濟學家朋友那樣樂觀，起碼她感覺不到，那個可以讓人擁有無限收入和財富的極樂世界很快就會降臨。她固執地認為，要提高女性地位，關鍵仍然是收入和財富分配。當一個社會為財富總量的增加而歡呼時，對貧窮的忽略仍然是一個極其危險的錯誤。
她的姐夫、布魯姆斯伯里的另一個成員克里夫·貝爾想得要簡單得多，他認為只要增加審美人群的數量，就能創造出一個“文明社會”，因為這些審美專家會像酵母一樣，用他們的價值觀把社會這個大面包發酵起來。審美的作用，伍爾夫當然認同，但一個社會如果不努力去減少貧窮、不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她認為“文明社會”仍只是空談。
所謂充滿想象力的生活，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藝術審美情感的交流。這幾乎是布魯姆斯伯里圈子的一個共識。伍爾夫本人就一直把藝術尤其是小說置于這種理想生活的核心，把自己視作一個生活的審美者。所以，蒙田這位“生活的藝術大師”才會成為她的心頭好。因為這個生活在十六世紀法國古堡里的作家是一個真誠的人，“沒有在市場中豎立雕像”，他希望的只是通過文字與靈魂交流。而基于審美的交流正是充滿想象力的生活的關鍵。
聲名鵲起的小說家喬伊斯是她審美情感交流的另一個對象，后者身上散發的怪異才華令她著迷，她覺得他們才是小說道路上真正的同道人，因為他們關注的都是內心的“靈光閃現”。
既然藝術和審美情感的交流是充滿想象力的生活核心，那么大自然也理所應當是。當1919年冬天凱恩斯辭去財政部代表的官身回到查爾斯頓農場寫作《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迎接他的總算還有友情和大自然的撫慰。說來也真是奇怪，似乎是一陣風吹來，一戰后，布魯姆斯伯里的成員幾乎全都離開倫敦市中心，過起了鄉村生活。難道他們是在逃避現實、逃避知識分子該當的一份責任？伍爾夫認為不是，他們是去尋找理想生活去了。在她看來，對大自然的親近乃是充滿想象力的生活題中應有之義。
所以那一時期她讓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的詩歌成為她的床頭讀物，還有“老好人”查爾斯·蘭姆的《伊利亞隨筆》。這些杰出的文士中她最喜歡天才的柯勒律治。他就像一個精靈，張著翅膀，永遠似夢非醒。他“男孩般的表情”激起了她莫名其妙的母愛。
她還宣稱，從隱居瓦爾登湖的梭羅那里學到了“靜穆和堅忍”，梭羅的一句“大自然里沒有悲傷”深得她心。同樣的熱愛她還獻給了有著公牛般力量的美國詩人瓦爾特·惠特曼，大自然不只讓他的身體、也讓他的靈魂帶著電。而那個癡迷于獵殺野生動物的奧匈帝國的王儲斐迪南大公，被薩拉熱窩街頭的混混們暗殺掉成為一戰的導火索，在她看來簡直是報應，“憤怒的大自然向他給予了還擊，讓他的骨頭都在發燒”。這幾乎是一首詩再現成不過的題材：
斐迪南大公像一只獵狗一樣飛奔，
追趕到他城堡附近采蘑菇檢干柴的老太婆。
他拿起一把獵槍向水里射擊，殺死鱷魚和鰭魚；
他向空中射擊，獵殺山鷸、鵪鶉、野雞，
獵殺鸛、鷓鴣，雷鳥、禿鷹，
獵殺月亮。
城堡大客廳的金色穹頂下，掛滿了他十年的獵物：
大象、樹袋熊、臭鼬、牡鹿，黑羊與灰鷹。
(據他自己估計，光是牡鹿就打了五千多只。)
五十萬只動物的幽靈，它們的毛皮與羽毛，如同穹頂垂下的鐘乳石，
一頭頭野豬，毛發豎立，脅腹貼著脅腹，擠壓著，
——“這些動物的眼睛清澈且漆黑如水”。
1914年，槍響了，大公的耳膜震了一下。
死去的動物歡快地看著屠殺它們的人的生命一步步走向終結，
一如當初它們自己那副模樣。
“文化火花”下的經濟學
伍爾夫的日記表明，凱恩斯的所有經濟學著作剛一出版她幾乎都通讀了，盡管對后者所倡導的經濟政策的政治含義不甚了了，但凱恩斯提出的國家宏觀干預理論還是讓她有所警惕，懷疑會轉變成“我所懷疑的一種法西斯主義”，氣鼓鼓地說打算去提爾頓當面質問他。凱恩斯呢，應該也是她忠實的讀者，喜歡她的《歲月》，更甚于那本難懂的《海浪》，但公開場合他也只是吝嗇地說，伍爾夫關于歷史學家吉本的那篇文章是他讀過的最好的文章之一，在“回憶錄和傳記”方面，她對他有過很好的引導。
關于寫作，她有一個比喻——“跨籬笆”。日常寫作對她來說就是“跨籬笆”，生怕跨不過去，經常自己逼自己，把心提到嗓子眼。“直到一切都寫出來了，我也就解脫了，換言之，籬笆被推倒了。”（1920年8月15日日記）只要一停止工作，就感到自己在下墜。她還說，自己沒有孩子，離群索居，飲食開銷大，年紀又在一天天地增加，所以只有緊緊抓住寫作。當然也有寫得淋漓酣暢時的快樂，“我就像一面陳舊的旗幟，被自己的小說吹得飄了起來。”（1926年2月23日日記）
很少有人注意到，伍爾夫就像她的前輩、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一樣，也經常在她的小說里關注貧窮的消解、收入與財富的分配。和她的經濟學家朋友不同的是，她是通過講故事傳達出她的思考。她是作家，講故事本來就是她的本色行當。出版于1919年的小說《夜與日》，有兩個男主，一個叫威廉，一個叫拉爾夫，他們生活在愛德華七世時代的倫敦，夢想著從工廠生活里逃離出來，到充滿想象力的生活中去，去寫詩，或是寫一部全新的英格蘭史。這兩人認定，只要有了足夠的收入，這些目標就會實現。然后，拉爾夫去股票市場闖蕩了一番，賺了錢，最后回到充滿想象力生活的探索上來。
小說里的拉爾夫，有個姐姐叫“瓊”，“瓊”對拉爾夫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伍爾夫心目中的凱恩斯：
“拉爾夫可能已經存了三百或是四百英磅。想想他為了存夠這個數額而做出的犧牲，瓊都會感到驚訝。他用這些錢做投機，買進一些股票，隨后再拋出，有時會漲，有時也會跌，總是在冒著某一天不幸失去所有資產的風險。但盡管她對此感到懷疑，但仍禁不住更加愛他，因為他將斯巴達式的自我克制與對她來說似乎有些浪漫和孩子氣的愚笨，奇怪地結合了起來。”
凱恩斯的影子出現在她筆下不是第一回。1931年完成的《海浪》，據她丈夫倫納德說，小說里的男主納維爾的原型本尊，就是凱恩斯。
作為二十世紀初無人能出其右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對修辭的重視不亞于對他的老本行經濟學的重視。他的寫作風格“充滿了想象、光芒與悖論”，如同蕭伯納所說，他是帶著優雅而又富有學識的“文化火花”來寫作經濟學著作。與布魯姆斯伯里圈子基于審美的交流，如同這個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樣，讓他受用終生。
盡管凱恩斯的《精英的聚會》里沒有寫到伍爾夫，但從交往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一直密切關注著她最新的散文和小說，就像關注他的經濟學一樣。而且他們面對的是同一個二十世紀初的無序世界，伍爾夫對人的潛意識和現代主義的探索，與凱恩斯對待市場的態度，其實同出一轍：伍爾夫試圖在她的小說中把混亂中的精神細節記錄在案，凱恩斯則通過他的消費理論和未來投資理論，來重新安置雜亂無章的市場。他們都在現代主義的同一個語境中。
正是布魯姆斯伯里老友們的影響，讓凱恩斯這個驕傲的家伙身上一直激蕩著理想主義和人文主義的火花。他學會了謙遜，把經濟專長和知識看作寬廣的文化視野的一部分，把經濟學看作“文明的侍女”，因為他和這一群人文主義者都相信，理想生活應該是那種充滿想象力的生活，一個實用的世界最終必將被道德和審美所取代。既如此，“為什么我們不可以開始從物質的豐裕中去收獲精神的果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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