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田牧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回顧金交所、偽金交所，到如今產登公司、拍賣公司等新變種的演變軌跡，作為規模龐大的非標理財市場一直揮之不去的地下融資通道，在過去十年與監管不斷上演著“貓鼠游戲”。過去幾年監管趨嚴，法律法規也不斷完善，但從上述這些新變種的發展情況看，目前仍處于“貓鼠博弈”之中。
可以預見，隨著這些新變種公司浮出水面，相關監管部門或展開新一輪整治。屆時，市場又是否會冒出一批新變種？
比如，記者注意到，不少集團化運作的團隊，已經又注冊了一批名稱中包含“結算”的公司。它們會是下一批新變種嗎？
同時，對這些公司的監管最終都要落到地方一線，而不同地區監管松緊力度有別，難免會有漏網之魚。記者意外發現，在開展偽金交所專項整治工作后，此前本來沒有偽金交所的山西，卻冒出來三家和早期偽金交所特征一樣的登記備案公司。
在地方政府不斷簡政放權的大趨勢下，注冊一家新公司的成本相比整改一家公司所耗費的時間精力要低得多。圍追堵截之下，監管部門也面臨執法的成本與收益的權衡。
記者近期在搜集市場上的非標理財產品時還注意到一個特別的現象：一些理財產品在推介資料乃至產品協議中連備案機構的具體公司名稱都不再披露，取而代之的是一句“甲方承諾本產品已經在相關交易所進行掛牌事宜”。換句話說，這些產品發行方現在連這種只需走走過場的包裝形式都變得敷衍了事了。
究其原因，先要清楚早期偽金交所在籌備時的兩個核心要素。一是獲得地方政府金融監管部門（通常是區縣級金融辦）的經營許可，以此形成其所謂的政府背書和合法性。二是公司取名盡量和真的金交所相似，在面對投資者時可以以假亂真。
在針對偽金交所的專項整治工作開展后，在各級監管部門眼里，無論事前事后，無論借用何種稱謂和模式，這些新變種公司本質上還是行偽金交所融資通道之實，焉能再堂而皇之出現在市場上？
在這種情況下，發行方通過產登公司或拍賣公司備案融資，可謂是積習難改，甚至掩耳盜鈴。
而投資人方面，偽金交所被曝光整治已近兩年，許多常年購買這類產品的投資人皆知其中存在的問題。但在10%的固定年化收益率面前，老投資客們并不在乎自己購買的產品是否涉嫌違法違規，其中尤以投資城投定融產品的人為甚。因為他們在投資之初就抱持堅定的“城投信仰”，覺得所謂投資更像是借貸，并“樸素地”相信有政府兜底就一定會還錢。
這樣一來，大概就能理解為何一些發行方在合同上敷衍了事了。對于互有強烈需求的投融資雙方，備案機構是誰，甚至有沒有備案機構，在已經實質違法違規的情況下，便沒那么重要了。
因此，若是只呼吁監管加強對偽金交所的整治力度，恐怕還是力有不逮。應徹底從源頭抓起，堵住各類發行方借這一地下通道融資的沖動和可能，從法治化的角度明確甚至增加發行主體的違法成本和代價。從“想發就發”變成“一發就抓”，才能徹底封死層出不窮的偽金交所的生存空間。
“貓鼠游戲”目前還沒結束，監管部門應該將重點聚焦在那些真正的“碩鼠”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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